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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桑弘羊的仕途之路看汉代经济政策的演变

网络整理 2019-06-01 最新信息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一词逐渐在人们生活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各种经济理论以及与之相对应经济政策层出不穷,但是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甚至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国人所熟知的经济政策或者理论的了解几乎全部来源于西方。那么,我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是否产生了经济理论呢?想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来认识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从他的人生轨迹来看看我国历史早期的经济制度的演变。

大约在公元前155年,桑弘羊出生在洛阳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像新兴贵族一样,此时的商人阶级也是刚刚从平民阶层中分化而来,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如先秦时期的吕不韦等商人甚至获得了执宰一国的相位。所以,出身给了桑弘羊一个绝好的机会,而且所处商业历史悠久的繁华大都市更是让桑弘羊自幼便有了对着于经济有着极为独特的视角。

从桑弘羊的仕途之路看汉代经济政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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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晚年,为了给年幼的太子培育足够的统治基础,开始选拔功臣勋贵家族子弟进入东宫,打造刘彻将来执政的班底。同时,以精于心算并且代表大商人势力的桑弘羊也在同样的考量之下走进了皇宫,成为侍中,成为刘彻的伴读,就这样桑弘羊开始了自己的仕途。

汉景帝去世,刘彻继位。这位新君在继位之初就变现出一种积极的进取态度,与历代先皇不同,刘彻更为清晰的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军事上对匈奴侵略坚决抵抗,积极进攻;在政治上,对勋贵大臣限制权力,扩大皇权;面对诸侯王上颁布“推恩令”,彻底解决诸侯王尾大不掉的问题;在经济上,则是一点一点的将原本完全放任自流的自由经济改为政府控制并参与的经济制度。

但是受限于自身的认识水平,刘彻掌权之初对于经济问题并不重视。他所关注的重点只有是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对外军事的扩张,这也是封建帝王所关注的两大领域。但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匈奴的反击战并非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战略思想从被动防守到主动出击的转变其实依赖的就是经济水平的长久支撑。好在“文景之治”为汉武帝留下了相对丰厚的家底,才让刘彻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不小成果: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伏兵马邑,诱击匈奴,断绝和亲政策;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匈奴袭扰边境,汉朝派遣几路大军予以还击,只有卫青率军获胜;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匈奴再次入侵,遣卫青、李息分道还击,卫青胜,任命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匈奴数年不犯右北平;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匈奴入上谷、渔阳,遣卫青、李息等击之,收复河南之地,置朔方郡;元朔五年(公元前124)遣卫青等击匈奴右贤王,大胜,拜卫青为大将军;元朔六年(公元前123)遣卫青统六将两次出定襄击匈奴,斩俘万余人,封霍去病为冠军侯、张骞为博望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霍去病出陇西击匈奴,俘浑邪王太子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霍去病、公孙敖分道出北地,张骞、李广分道出右北平,击匈奴。霍去病越居延,至祁连山,大捷,夺取河西之地。

从刘彻继位到霍去病兵至祁连山,获得大捷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连续征战让国家经济疲弱不堪,刘彻也无法在维持对外战争的开销。面对如此困境,似乎除了增加百姓赋税之外别无他法。但是,汉朝中央政府却另辟蹊径。元狩三年(前120年),武帝采纳大臣郑当时的建议,下令实施盐铁官营政策,将原属少府管辖的盐铁划归大农令,由国家垄断盐铁的生产,并任命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商孔仅为大农丞专门负责此事。桑弘羊由于善于计算经济问题,仍作为侍中参与盐铁官营规划,负责“计算”和“言利”之事。换句话说,此时刘彻不拘一格,吸收大商人加入政府,其目的无外乎利用商人谋利的手段对国有资产进行垄断性经营。而桑弘羊除了有关经济问题的特有能力之外,其本身也可以视作汉武帝和大商人集团之间的桥梁,一方面为汉武帝解释大商人的操作方式,另一方面代汉武帝监督商人们的运作过程。

随着新的经济政策的施行,汉朝中央政府的财政局面得以扭转。原本捉襟见肘的状况变成“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理想效果,这是汉朝的一大创举。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桑弘羊被刘彻任命为大农丞,后世学者认为这个官职为大农令的副手,全面参与经济工作。汉初商人的社会地位较高,主要原因在于其所掌握的社会财富,因此封建时代就开始有对于富商征收财产税的说法。这种征税被称为“算緡”,而对那些瞒报或者少报财产企图避税逃税的商人,政府则采取“告緡”的手段对其予以惩罚。这种财产税的征收确实存在积极的一面。元鼎三年(前114年),桑弘羊出任大农丞一年后,在汉武帝的大力支持下,算缗告缗迅速在全国展开,尤其杨可所主持的告缗更是雷厉风行。 到元鼎六年(前111年)宣布告缗停止,前后仅仅三年的时间,告缗便取得了巨大成效。政府得到以数亿计的财物,成千上万的奴婢;没收的田地,大县数千顷,小县百余顷,还有很多房屋。

财产税的征收并不能完全取代农业税,但是单纯依靠加税又不符合西汉一直一来坚持的轻徭薄赋的原则,于是寻找经济增长点成为摆在刘彻等人的面前的迫切问题。我们在之前一篇文章中分析过,汉初政府虽然一直以“休养生息”为重要为政举措,税收政策相对于其他朝代并不严苛。但是土地兼并的根本原因并未得以改善,农民破产而沦为奴仆或者成为流民的数量众多。为了有效应对这个问题,同时也为了扩大税收来源,以桑弘羊为首的大农部一众官吏采取了“假民公田”的政策,既将国家所掌握的“公田”租借给破产农民,一方面可以获得更多的税收来源,另一方面又可以安抚流民,缓和社会矛盾。当然这种政策的前提是政府拥有足够多的官田,而桑弘羊之所以可以采取这种手段主要原因还在于“算緡告緡”之时所罚没的贵族及商户的土地田产较多。

对于内地可以通过出租田地安抚流民,而对于边疆地区西汉有着更为成熟的政策——“移民屯田”。这在汉文帝时期就由晁错提出,主要目的一方面为了巩固边疆地区的统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缓解内地的土地兼并所带来的压力。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巩固新占领区域以及维持内地军事要塞的运转,继续坚持“移民屯田”政策。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桑弘羊执行刘彻命令,谋划并且组织超过六十万人的大规模移民行动。虽然刘彻在考虑决策时多从保卫胜利果实的角度出发,但是移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远超其预期。

完成了土地政策之后,桑弘羊的下一个任务就是改革币制。货币对于一国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即便是虚拟支付业已发达的今天,货币仍旧是维系国民经济有效运转的重要力量。但是汉初,由于政府坚持“黄老之论”,以清静无为的态度管理国家,因此整个汉朝初期币制混乱,一方面官方规定的货币仍旧承袭秦朝旧制“半两”钱,并且放任民间自行铸造,甚至文帝时期将禁止私人铸造钱币的法令也废除了,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铜钱轻重不一,这样最终的结果就是引发货币危机,最后劣币驱逐良币,极大的阻碍了国家经济发展。同时,各个诸侯国甚至开始大规模铸造钱币,比如吴王刘濞就凭借其封地内矿产资源丰富,不断铸造铜钱,用以蓄养死士军队,制造甲胄兵器,威胁中央政府统治。汉武帝亲政之后,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通过颁布新的币制,铸造三铢钱,白鹿皮币以及白金币试图扭转局面,但结局确实不仅没有效果,甚至引发了币制混乱,将原本就岌岌可危的货币系统彻底拖入失控的泥潭。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刘彻听取桑弘羊的建议,对国家币制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改革。包括货币铸造权收归中央,指定货币铸造地点;禁止郡国及民间私铸货币;废除旧币,以新币(五铢钱)为全国唯一法定货币。现在读者读到此处,会发现桑弘羊的有货币的思想已经和现代社会几无差别。而正是在这种思想之下,汉代五铢钱的发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从而有力的维护了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汉代五铢钱因其质量过硬,甚至流传到千百年之后的隋朝。

从桑弘羊的仕途之路看汉代经济政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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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被任命为治粟都尉,并代理大农令,成为全国经济事务的主管官员。上任伊始,桑弘羊就要充当一个消防队员,处理一个十分棘手的改革后遗症——盐铁专卖。前文曾提到元狩六年汉武帝为了解决对外战争的财政支持,任用商人出身的官员负责执行盐铁专卖,但是由于商人自身的局限性,使得执行力度不够,还对原有官吏制度 造成冲击。因此,朝野中废除盐铁专卖制度的呼声渐高。桑弘羊临危受命,首先对盐铁专卖的管理制度做出改革,增设大农部丞数十人对郡国盐铁官分别予以整顿,并增加了盐铁官的设置地区。据统计,经过桑弘羊的努力,一共设置了三十五处盐官(一说三十六处),分布在全国二十七个郡,盐铁官营前,这些地区的私营盐业都非常发达,国家对它们采取征收盐税的政策;铁官则至少设置了四十八处,分布于四十个郡国,所有铁官均由大司农所属铁市长丞掌管,基本完善了盐铁官营的管理系统和经营网络。由于资金雄厚和人力充足,在盐铁官营全面实施后,它们的生产规模都迅速扩大起来。面对以国家力量统筹起来的生产规模,私营盐铁业主自然无法抵抗。为整个汉朝经济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同时也极大的丰富了国家权力,开创了具有国营性质的商业雏形。但是,在管理水平和思想认识的局限下,盐铁专卖的缺点也逐渐暴露出来,诸如成本高、质量低、强买强卖、实用性差等等。

在彻底掌握盐铁专卖的权力之后,汉朝政府认识到对于经济的操控可以更加有力,于是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尝试——国家宏观调控。这种手段被称为“均输法”、“平准法”。“均输法”最初是由桑弘羊在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创立,并且在试点进行实际操作之后再推向全国。其目的主要是解决郡国向中央进贡时受到中间商贾的盘剥以及运输过程中人力物力的浪费,具体操作方法是,凡郡国应向朝廷贡纳的物品,均按照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土特产品,上交给均输官,由均输官运往其他地区高价出售;设置数十个大农部丞,分别掌管各个郡国的农业和官营工商业;在县一级设置由大农部丞领导的均输官,负责物资的转运和贩卖,以统一管理全国的物资转运和贸易。

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的商业运转就被彻底盘活。对于维系各地粮食稳定,减少消耗都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弊端也显而易见,均输官在征收纳贡物品时享有极大权利,从而造成权力寻租现象普遍存在,加重了民众负担。

“平准法”的目的则更加清晰,那就是维持物价稳定,具体操作方法就是针对市场的逆向操作,某个物品价格被哄抬,则通过抛售此类物品来降低其市场价格;反之则大量回收,从而保证物品价格的恒定。它与均输相辅相成,是控制市场、平抑物价政策的两个不同侧面。平准要靠均输来提供货源,均输官所征收或收购的物资,运往京师后也要通过平准出售,两者如影随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两法并行,对于打击商贾投机,维护市场稳定,促进经济增长都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官府忽视市场规则,强迫收购某类产品反而会造成物价上涨;另一方面,官府即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最后必然导致市场不公的产生,官商勾结,囤积居奇现象也时有发生。

从前文中读者朋友或许会产生这样一个错觉,那就是桑弘羊的经济思想及其超前,有的甚至拿到今天也仍旧适用。那么接下来的这件事就让人怀疑汉朝政府的决策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此时的汉朝已经从被动反击匈奴侵略逐渐转向满足汉武帝个人好大喜功的对外战争,同时,随着享国日久,刘彻骄奢之心渐起,整个国家奢靡之风渐盛。为了获得更多财政收入,桑弘羊在刘彻的授意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纳粟拜爵”、补官及赎罪政策。这种为了短期内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最早出现在商鞅变法时期,但是并未得到持续执行或者扩大范围。而此次桑弘羊的改革无论是执行力度还是执行范围都极大提高,这种政策的操作方法就是给予富人、贵族权力可以花钱买官职,买爵位。“千里做官只为财”花钱买官买爵,想要的必然是利用手中权位攫取更多利益;而富人借助金钱的力量逃避徭役,则又一次将原本就不公平的社会拖入更加不公的深渊。

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桑弘羊被正式任命为大司农。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为了给财政愈发枯竭的西汉政府提供财力支持,稳定整个西汉统治秩序,桑弘羊请求刘彻下令设立酒榷,即酒类专卖市场,将酒类的酿造及销售利润全部占有。这样的政策施行后,西汉政府又一次获得了新的经济收入来源,减轻了武帝晚年连年征战、穷奢极欲造成的财政负担。

可以这样说,桑弘羊从进入中央政府以来,一直为汉朝政府的财政耗费心力。在他的手中,汉朝从“文景之治”藏富于民,到将“天下财富聚于中央”,这样做的积极一面是有力的保障了武帝时期对匈奴反击战争,以及各项国家改革得以进行下去。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桑弘羊虽然具有超前的经济思想,但是仍旧没有脱离“举国家财政为一人服务”的桎梏,无法理解经济政策的实施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调节贫富差距。

或许真的是“兴利之臣,先不祸败”宿命,桑弘羊并未安享晚年。虽然他极得刘彻信任,并且在刘彻遗诏中被任命为“辅政大臣”。但是在后期与霍光的权力争夺战中败阵下来,被牵连灭族。

元始六年(公元前81年)六月,为了缓和国家矛盾,以霍光等人为首的执政集团召集民间贤良商议罢黜盐、铁、酒等专营政策。 在会议上,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与桑弘羊就包括盐铁等经济政策在内的汉武帝的内外政策,展开了激烈论辩。会议持续一个月,因为主要内容以盐铁等政策辩论为主,因此史称“盐铁会议”,后来桓宽根据辩论记录整理出《盐铁论》。经过此次辩论,霍光实现了政治领域的全面胜利,成功打击敌手。在经济上也使得官营政策有所收缩,罢黜了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 然而,以盐铁国营、均输平准为主的兴利之事,盐铁会议后仍继续承袭。

从桑弘羊的仕途之路看汉代经济政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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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是一个十分宏大的命题,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不管一个国家的历史阶段或者是意识形态,经济永远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现代社会各种经济理论层出不穷,有以货币为研究对象的,有以人力资源为研究对象的,还有以市场形式为研究对象的等等。但是这些经济理论的产生以及应用往往会给人一种十分“现代”的感觉,或者对于许多读者来说对于经济有意识的重视的只有现代社会才会存在。古人的历史完全就是帝王将相的权谋征战,文人墨客的风花雪月,丝毫不见半分经济思想的影子,甚至有人现代意义上“经济”这一词汇,也是清末时期才从日本人所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来的。

桑弘羊虽然在几十年间为了整个西汉帝国的财政收支鞠躬尽瘁,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也远超同辈。但是也只能称为理财能手,并不能成为经济学家,主要原因就是其手段频出并非是为了国计民生,而只为封建帝王所服务。当然,局限于历史,我们不能对古人太古苛责求全。

本文作者:老书蠡(今日头条)

原文链接:http://www.toutiao.com/a669699634189094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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